然而，与日俱增的官员们的贪暴，汉民族与羌民族纠纷中，官员因接受贿赂的缘故，总是对汉民族偏袒。

羌民族愤怒的发现，除非把地方政府官员杀尽，他们将永不能平安。

于是，抗暴行动不可避免。

本世纪（一）五十年代，第一次抗暴爆发，接连着一次又一次，一片血腥。

重要战斗事件，有如下表：羌民族对地方政府的攻击，是对暴政的一种武装反抗，这必须用实例来说明事实的内容，才能了解。

七七年，安夷县（青海平安）一位低级官员，强夺一位漂亮的羌族女子，她的丈夫无处申诉，就杀掉那官员，携带妻子，出塞逃命。

安夷县长大怒，他认为芜人大违法乱纪了，率领军队前往追捕，结果激起先民族各部落组织联合兵团抵抗。

八七年，西羌总督（护羌校尉）张肝已接受迷吾部落的投降，大设筵席招待他们，却在酒中下毒，屠杀八百余人。

这种官员的残酷行动，促起更大的反击。

在经过不断的互相杀戮之后，双方终于发展成为一种不可理喻的仇恨。

九二年，当时的西羌总督聂尚进行和解，允许烧当部落还居大小榆谷。

酋长的老祖母亲自入塞向聂尚道谢，聂尚也亲自送她返回，在塞外设宴告别，十分隆重又派遣翻译官田汜等五人；护送她回部落。

想不到烧当酋长竟把田汜等五人逮捕，剥皮裂尸之后，接着即攻击金城（甘肃永靖西北）不过，在本世纪（一）这些都限于小的冲突。

每次战斗，羌民族方面不过数千人，东汉政府方面不过两万人亅亅亅24.第二十四章：东汉残局西域（新疆）重返中国版图，是英雄豪杰们千辛万苦换取来的。

本世纪（二）第三年（一○二）总督（都护）班超退休，返回洛阳。

东汉政府派遣一位看起来十分聪明的将领任尚接替，任尚向班超请益说：“我初次担当这么大的责任，深感难以负荷。

您在塞外三十年，请赐指教。

”班超回答说：“塞外的中国官员，差不多在国内都犯过错误，才出塞立功求赎，并不都是小心谨慎、孝子贤孙型那种人。

至于外国人士，更各有各的企图。

很难使他们顺眼，却很容易激起他们的反抗。

你的性情，十分严正。

俗话说：‘太清澈的水没有大鱼，太严格的要求失去团结。

’我的意思是，凡事应该求其简单，对小过错多加宽恕，分层负责，你只总揽大纲，不挑剔小节。

”班超跟张骞一样，不仅是成功的冒险家，更是成功的政治家。

但智慧低一级数的人，永远不能领悟高一级数人的见解，犹如一头牛永远不能领悟交响乐。

班超走后，任尚讥讽说：“我以为班超有什么了不起源来是个平凡人物。

”只四年时间，任尚就激起西域（新疆）所有国家的叛变。

任尚的总督府继班超之后，设在疏勒王国（新疆喀什）一○六年，各国联合向疏勒进攻，任尚不能阻挡，急向国内求救。

东汉政府把他召回，另行派遣一位将领段禧继任总督。

但混乱的局势已不可收拾，段禧转战到龟兹王国（新疆库车）不能再进。

龟兹王是支持段禧的，但龟兹人民叛离他们的国王，与温宿王国（新疆乌什）、姑墨王国（新疆阿克苏）组织联军，攻击段禧和龟兹王。

段禧把他们击败，不过整个西域只剩下龟兹一座孤城，前瞻十分黯淡。

勉强支持到明年（一○七）东汉政府只得再撤销西域总督，撤回所有残留的屯垦区。

一一九年，敦煌（甘肃敦煌）太守曹宗试探着派遣部将索班再进入伊吾卢（新疆哈密）屯垦，鄯善王国（新疆若羌）和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重又归附中国。

不久，尚未向西移尽的北匈奴残余部落（新疆阿尔泰山南麓）跟车师后王国（新疆吉木萨尔）联合，攻陷伊吾卢，杀死索班。

鄯善王国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正困于日益严重的芜战，不能出兵。

只派遣了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新疆）参谋长（西域长史）进驻敦煌，遥作声援。

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和车师后王国乘这个机会，企图进攻已成为中国本土的河西走廊。

身为英雄之子的班勇，忍无可忍，率领六千人反击，生擒车师后王国国王，带到索班死难处斩首，把头传送到一千九百里外的首都洛阳，悬挂示众。

然后征调各国军队，进攻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北匈奴大败，向北逃走，从此再没有出现。

然而，中国也没有再派总督，只继续派参谋长代理。

班勇的后任，没有一个是适当的人选。

这是统治阶级长期腐败后必然的现象，根已经溃烂，便很难长出好的果实。

最后一任参谋长王敬，他大概很羡慕他的前辈们的威风。

纪元一五二年，他击斩于阗（新疆和田）国王。

于阗人民反攻，把王敬杀掉。

这时，中国正陷于内争，不能再派出使节，西域（新疆）遂再一次的跟中国脱离。

但经济文化的交往，在已经建立了数百年的基础上，并没有中止。

二羌战的扩大与惨烈羌民族对东汉政府的抗暴行动，进入本世纪（二）后，东汉政府除了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外，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政治清明，这自然办不到。

于是羌战从小的冲突，逐渐扩大为大规模的战争。

而且向中国本部心脏地区蔓延，直抵首都洛阳近郊。

我们将扩大后的重要羌战，摘要列为下表：由上表可看出羌战的扩大情形，不但向东方中国本部推进一千余公里，而且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达数万之多，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数十倍于此。

羌民族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汉民族全体仇视。

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

因为政府官员贪残凶暴的对象，一视同仁，并不分什么羌民族汉民族。

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东汉政府的大将尹就率军围剿，对汉民族同样奸淫烧杀，以致民间有两句可哀的口号：“强盗来了还可活，尹就来了定杀我。

”尹就只不过一次小小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发生战斗，给人民的伤害已如此惨烈，其他较大战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们不忍想象。

战争所到的地方，手无寸铁的善良农民或牧人和他们的家禽，同遭屠杀。

整个西部中国，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的炊烟。

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汉，饥饿使他们堕入吃人惨境。

宰相邓囗甚至主张放弃纪元前二世纪死人千万，从匈奴汗国手中夺到的凉州（河西走廊）可看出当时官员的颟顸和情势的严重。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有些部落几乎灭绝。

到了一六九年，终于在东汉政府高压手段下屈服。

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撬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三外戚政治的重演羌战扩大声中，外戚政治再度在东汉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于纪元前一世纪，曾导使西汉王朝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