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则要求两国的地位平等，而且还要把长城以北的三个据点割让。

双方事实上都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

明政府更有一个心理上的困难，那就是清政府那一撮人在理论上显然是一群叛徒，要是公开承认它的合法而又尊严的地位，有违儒家的“汉贼不并立”的正统思想。

而且自从十二世纪秦桧诬杀名将岳飞，跟金帝国和解，因而招致唾弃以来，中国人对于和解有一种罪恶的印象，认为凡是主张作战的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张和解的都是投降屈服的卖国贼——即秦桧系统的认贼作父的汉奸，连皇帝都不敢公然触犯这些禁忌。

一六三八年，明王朝已残破不堪，清军作第四次入塞时，河南军区司令官（河南四川军务总理）卢象升，率军增援北京。

朱由检问他的意见，希望听到主和的建议，但卢象升正色说：“我主战。

”朱由检只好默不作声。

卢象升是一个主战派的典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他就在这一战役阵亡。

但他的政治见解——明明战不胜而偏要战，却严重的伤害了他所效忠的国家和政府。

皇太极终于把明王朝的锦州、松山先后夺取，并且在松山生擒了明军总司令（蓟辽总督）洪承畴。

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辽宁兴城）一个据点。

朱由检命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陈新甲加速跟清政府接触，经过无数次往返，已进入可行的阶段。

可是陈新甲粗心大意，竟把这种极机密的文件，随便放到桌子上，被他的助手当作可以公开的普通文件，刊入政府公报（邸抄）于是，立即引起空前庞大的政治风暴，全体官员誓言跟通敌卖国的汉奸不共戴天。

朱由检不敢承认这是他的主意，而且也痛恨陈新甲不能保密，陈新甲遂被处斩，和谈也跟着停止。

依当时的情况，和解是使明王朝得救的唯一机会。

如果能像十一世纪宋帝国跟辽帝国那样和解成功，明王朝即可减轻人民的赋税，再把抗清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它可能不致覆亡，至少可能使覆亡后延。

现在，和解的主持人被杀，皇太极由失望而愤怒。

他再作第五次入塞，明政府已无丝毫力量阻挡。

五朱由校与魏忠贤自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到一六四四年他的孙儿攻进北京，二十八年间，明政府不但不能发愤振作。

反而更加速溃烂。

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的断头政治，继续如故，但他总算在萨尔浒战役的次年（一六二○）逝世。

他死后，三十四岁的儿子朱常洛即位，在位只三十天，一病而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

在朱诩钧死时，宰相们利用遗诏方式，下令取消矿监、税监等等宦官系统机构，全国人民再一次松一口气。

然而，这口气又是松的太早，朱祁镇跟王振、朱厚照跟刘瑾的政治形态，第三次出现，这一次由十六岁的第十六任皇帝朱由校跟他孩童时带他的玩伴宦官魏忠贤担任主角。

朱诩钧在位的末年，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出现了被称为“东林党”的团体。

这件事要追溯到上世纪（十六）九十年代，内政部长（吏部尚书）陈有年被迫辞职，他的部下文官司司长（文选郎中）顾宪成上奏章请求皇帝挽留，朱诩钧索性连顾宪成也一并免职。

顾宪成回到他的故乡无锡（江苏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

讲学时，经常批评现实政治，他们虽不敢攻击皇帝，但敢攻击宰相。

具有同一观点和同一利害的人群，遂结合成一个阵营，互相呼应。

他们在没有权力时，固然反对当权份子，但他们中间一旦有人当了权，也同样排斥他们所不满意的人，这种排斥，往往不是以是非为标准，而是以同党不同党为标准。

不久，被他们所排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也结成一个阵营，跟他们对抗。

东林党和反东林党，壁垒分明。

魏忠贤是在跟他的政敌，另一位宦官王安斗争中，取得胜利，夺到大权的。

因为东林党支持王安的缘故、魏忠贤早就存心报复。

而反东林人士为了打击东林，遂跟魏忠贤结合，东林人士就称他们这个新结合的团体为阉党。

阉，一种割掉畜牲生殖器的手术。

这个称呼包含极端的轻蔑，但却十分恰当，因为他们的领袖魏忠贤确是被阉割过的人物。

魏忠贤的阉党比王振、刘瑾的摇尾系统，要庞大百倍，最后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

特别有权势的核心组织，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是核心的核心，全属智囊人物，以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教育部氏（礼部尚书）田吉为次。

五彪是第二圈的核心，全属镇压反对派的打手，以首都治安司令官（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军法处长（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司事）许显纯为次。

至于地位崇高的宰相顾秉谦、魏广征之辈，不过是外围份子，还跨不进核心。

其他的“狗”“孩儿”“孙”之类，更等而下之。

顾名思义，就可窥知他们的成员是什么东西。

魏忠贤手中有两份阉党提供的名单，一份是“奸党邪人”指东林党以及反对阉党的人物，一份是“为国正人”全属阉党和摇尾系统。

前者供魏忠贤打击，后者供魏忠贤擢升。

魏忠贤采用的仍是传统的冤狱手段，即合法的屠杀。

最先开刀的便是籍隶东林党的名将熊廷弼，并借熊廷弼把反对派一网打尽。

不过所异于过去的是，魏忠贤所扣下的帽子不是“谋反”而是“贪污”魏忠贤宣称那些为熊廷弼呼冤的官员，全都接受了熊廷弼的重贿。

于是，包括监察部长（左都御史）杨涟，评议部主任委员（都给事中）魏大中，大批被指为东林党的中央地方官员，都被逮入诏狱（就是五彪之一许显纯所主持的军法处——北镇抚司）在酷刑之下，他们只好承认受贿。

他们所以承认，一则是受不了拷打，一则也希望承认了之后，能由诏狱移送到政府的正式司法系统（三法司）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

但他们承认后，阉党并不移送，而就在诏狱中追赃，每三天拷打一次，他们缴不出天文数字的赃款，结果仍惨死在拷打之下。

——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

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

事实上凡是捕入诏狱的人，不承认罪名也不能摆脱死亡，而且死得更惨。

即令移送政府司法机关，结局也是一样，司法部长（刑部尚书）薛贞的话可作为说明，薛贞是魏忠贤的“十狗